《论语郑氏注》残卷

http://www.ts.cn 天山网   2012年12月07日 11:16:02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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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郑氏注》残卷是考古发现的郑玄经注的抄本遗物。《论语郑氏注》与曹魏何晏撰《论语集解》,于魏晋时期皆立于国学;南北朝时期,郑注盛行于北朝;隋朝统一,二书并重;唐朝建立,郑注更受重视。但至北宋,郑注逐渐失传,南宋则全部亡佚。清代虽有多种辑本,但综合全部内容,仍不足全书的十分之一。

    20世纪初以来,在敦煌秘室和新疆吐鲁番墓葬中陆续发现了不少唐写本《论语· 郑注》残卷。

    一、流失于国外的《论语郑氏注》残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论语郑氏注》残卷主要是在敦煌秘室发现的,但这些残卷多被帝国主义分子劫往国外,后经我国学者竭力搜集,辗转获得,有以下四件。

    (一)190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于新疆吐鲁番吐峪沟获得一件。清宣统二年(1910年),经著名学者罗振玉据影印件考定为《论语郑氏注》 残卷。 他诧为希世之宝,赞曰: “《论语郑注》亡佚已久,此所存虽不盈一纸,乌得谓非人间之至宝耶?”(②《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此件《论语郑氏注》残卷,共11行,残存《子路》篇后部9行,《宪问》篇开头2行,影印本见《古籍丛残》第一册。

    (二)1908年法国伯希和于敦煌秘室获得一件。1915年罗振玉从法国伯希和处获得影印件。这件《论语郑氏注》残卷,共224行,残存《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四篇(编号为P2510) ,不仅数量多,而且堪称善本。罗振玉叹道:“天斯文,俾不终 于穷裔石室,岂非治郑学者之至宝耶?”②石印本见《鸣沙石室佚书》第三册,《观堂集林》卷四有跋。

    (三) 1907年英国斯坦因于敦煌秘室所得(编号为S3339)。这件《论语郑氏注》残卷,中国知道较晚,1939年王重民在英国查阅斯坦因文书时发现。共21行,前20行为《八佾》 篇后部,末1行仅存“论语”二字,当为《里仁》篇的篇题。无印本,《敦煌古籍叙录》有跋。

    (四) 英国斯坦因于敦煌秘室所得(编号为S6121)。这件《论语郑氏注》残卷,不像前三件那样,或径标“孔氏本、郑氏注”字样,或有郑注佚文参证,故直至70年代,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日本金谷治教授分别对这件残存作了定名和考证,中国学者王素又作了进一步考证, 将其定为郑注。这件残卷仅存9行,为《雍也》篇之尾和《述而》篇之首。无印本。

    此外, 日本还藏有《论语郑氏注》残卷二件。一件藏于龙谷大学,仅2行;一件藏于书道博物馆,凡33行,为《颜渊》“哀公问于有若”至《子路》第一章,未见印本。(据《诸桥博士古稀祝贺记念论文集》所收月洞让《论语郑注与集解》一文。)

    二、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发现的《论语郑氏注》残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19号、 27号、85号、184号、363号五座墓中,共发现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二十多件。这些残卷,有的拆自男尸的纸靴,有的拆自女尸的纸冠, (用写过字的纸制作死者的服饰或葬具,是古代吐鲁番地区流行的奇特葬俗。) 有的则是随葬物品。由于郑注被裁制成服饰或葬具, 所以难免破损残缺, 但仍有大量郑注篇章子句被保留下来。如 184号墓男尸纸靴上拆下来的郑注,经拼合,存95行,包括《雍也》、《述而》二篇。 27号墓男尸纸靴上拆下郑注四件: 第一件存166行,包括《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五篇;第二件存95行,也包括《雍也》至《乡党》五篇;第三件存50行,包括《雍也》、《述而》二篇;第四件存40行,为《雍也》篇。这四件郑注内容重复,笔迹不同。据第三件末记“高昌县学生贾忠礼写”、“学生李会藏写”推断,这些纸张大概是当时学生的抄经作业,墓主可能是这些学生的授业先生。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论语郑氏注》写本中,最完整的是唐景龙四年(710年)卜天寿写的长卷。这件郑注出自363号墓,是作为死者的书籍随葬的,内容相对完整,行数也最多。该写本残卷,长538厘米,共178行,每行20字左右,存《为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15行及《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卷末题记为“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由此可知:抄经者名叫卜天寿,十二岁,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抄完的。由于抄写者仅十二岁,所以抄卷中有不少错别字。

    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其年代早于有明确纪年的敦煌写本《论语郑氏注》 180年,并且这几篇都是过去未曾发现或未曾完整发现的,其文献学上的价值不言而喻。如此写本的《论语》本文,经与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等通行本比较,有很多差异。此写本中的《论语》经文多略去“也”字,说明它应是根源于河北本的,它又往往与《经典释文》等书所引郑本相合,从而证明见引于各书之郑本大体是可信的,郑本确为“以古正鲁”。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 残卷,所见郑注 (包括残缺不全者) 共147条,其中前所未见的佚文79条,其中《为政》 6条,《八佾》22条,《里仁》25条,《公冶长》26条。这是最难得的一批新资料,对研究郑学有很高的价值。写本中可以与散见于各书的郑注相对照的注文,共44条,对研究现存郑注佚文有纠谬补证之用。如清马国翰辑《论语郑氏注》各条,属于写本起讫范围以内的,全部合于写本。其中见引于《论语集解》和《太平御览》的郑注,注文均完全一致或基本一致。见引于其他经解和《经典释文》的郑注,注文仅摘取其对某事物或某字解释的数语,因而少于写本。

    三、1987年后发现的《论语郑氏注》残卷 (参见荣新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见《文物》1993年第2期。)

    以上发现的《论语郑氏注》残卷,均收入王素编《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一书,由文物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此书完稿于1986年底,此前发现的《论语郑氏注》可谓收罗殆尽。1987年后又陆续发现了部分《论语郑氏注》残卷。

    (一)柳洪亮在《考古》1991年第1期发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360号墓出土文书》一文中指出,1966年发掘的吐鲁番TAM360号墓出土的残卷中,有五残片属于同一件《论语郑氏注·公冶苌篇第五》抄本。此残卷未收入10册本《吐鲁番出土文书》。

    (二)1987年6月25-27日香港举行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期间,上海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作举办敦煌吐鲁番文物展览,后编成《敦煌吐鲁番文物》图录一册,其中所收展览品第31号,饶宗颐判定为《论语郑氏注》残片,指出:“存《子罕第九》共三十二行。《论语》正文,起‘子云:吾不试故艺’句,迄‘[衣狐] 者立’句。”此件藏上海博物馆,首尾俱残,下截大部分残掉三分之一,仅有四行完整,尾部四行上下均残,每行仅可见正文三四字或注文十字左右。书法严整,殆唐前期写本。

    (三) 1991年荣新江在英国图书馆编制S6981以后的世俗文书目录时, 发现一件《论语郑氏注》残片。此件编号为S11910,系《述而篇第七》抄本。四边均残,存十残行。 审其内容,此件实系接在斯坦因于敦煌秘室所得、编号为S6121下的残片,其第一行“倦”字,两件各残一半,其二至五行,上接S6121,中间文字没有遗漏。

    在敦煌本发现之前,只能通过辑佚窥知《论语郑氏注》的一鳞片爪。敦煌本发现之后,将敦煌、吐鲁番二地发现的写本合在一起,则可以看到二十篇《论语》中十一篇郑注的全部或一部,这对于研究郑学、研究经学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稿源: 山东省情网 责编: 实习生 周率 收藏此页 打印此页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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