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溶在新疆民国史中的象征意义

www.ts.cn 天山网   2014年04月24日 15:19:19    我来说两句 天山网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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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评价历史上的某些政治家时,总是忘了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纷繁复杂的历史基本特征,以及受其影响而呈现出的政治家性格上的多重性,所以感情用事地给他们贴上简单而粗糙的历史标签。上世纪30年代官至新疆省主席的李溶就属于这种情形。

    史上对李溶的主体评价,大体归结为两顶帽子:一是官场上无能的草包;二是军政强人盛世才的傀儡。既然是草包和傀儡,非英雄和主角,那么在政治上、历史上就是可有可无之人,学术界亦不屑研究这样的垃圾人物。六七十年过去了,我们对李溶的认识尚停留在肤浅幼稚的水准上。

    其实,在新疆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中,真正能在波云诡谲的新疆政治舞台上寿终正寝的,恐怕只有李溶一人了。李溶既是新疆辛亥伊犁革命者的同盟军,又是中华民国边疆的建设者。从1911到1940年,他由幕而官,跨越了从袁大化到盛世才四朝统治期,历时近30年。

    在官本位的层级社会中,官位高低与历史信息大体成正比。李溶在新疆官做得很大,他身上携带着的信息自然很丰富,可惜留给后世的很少。史料不足增加了全面认识李溶的难度,欲重新为李溶定位亦非易事。因此,只有认真地对李溶的出生地巴里坤、求学地兰州、成长地伊犁、成功地乌鲁木齐,乃至沙雅、吐鲁番、北京等地作田野调查、资料检索和理性分析,才能重新审视戴在李溶头上的那两顶“草包”、“傀儡”帽子的真伪,一睹李溶的真面目。

    从敬孔学生到尊孔校长

    关于李溶祖籍与生父的信息,罗绍文在《西域钩玄·李溶传略》中载道:“两年前(1866)因兰州府所属各州县连年饥荒,靖远县灾民李七逃命新疆镇西,安身立命,开始繁衍后代。”由此可知,李溶祖籍甘肃靖远,生父李七。历史上,水土丰饶的新疆绿洲总是陕甘人逃避饥荒的庇护之地。在清中晚动荡的局势中,陕甘回乱、阿古柏祸乱新疆,东疆战略重镇镇西(现巴里坤县)可谓偏安一隅。这为耕读并重、私塾启蒙、科举取士一条龙教育体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在《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志》中,有几处关于李溶的记载:清咸丰年间,在汉城东街文昌宫创立松峰书院,为当时镇西最高学府。光绪一年(1875),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朝廷批准,分别在陕西、甘肃设乡试考场和贡院,从而结束了新疆、甘肃生员要赴西安赶考的惯例。自1775年至取消科举制度的1905年30年间,镇西县(即巴里坤)赴甘肃贡院考取文举4人,贡生9人。当时镇西享有文风甲全疆之誉。 [1]镇西是政治稳定与文教传承关系最好的范例。

    李溶先后就读松峰书院和兰州秋古书院。[2]书院即现代的大学。光绪十四年(1888),李溶赴兰州参加乡试,中优贡生。[3]

    作为正途的贡生,李溶具备了在清朝出仕为官的最低资格。“光绪三十二年(1906)杜彤任新疆首任提学使。当即委任年富力强的李溶为伊犁府的学官训导。” [4]训导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长。伊犁当时是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是新疆的军政中心之一,毗邻沙俄,战略地位险要,屡遭兵燹。

    光绪十六年(1890),以军机大臣署伊犁将军的长庚,深知新疆虽已建省,而伊犁曾遭过沙俄的占领,沙俄仍虎视眈眈这块战略要地。他为训练新军完善军备外,曾先办起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拨纹银5000两开办惠远两等学堂。

    “惠远两等学堂的第一任校长是光绪初年举人李溶,巴里坤人,主持校务历时十五年。“学校教员多数来自湘军或聘请府内领队、佐领授课,如满族领队大臣鄂保丰等。” [5]

    李溶不仅严谨,其严厉亦有案可查。“长子和李溶侄儿含英,在李溶到伊犁充两等学堂堂长时,随之前往,后因长子酒后失言,李溶盛怒之下,一砖击中要害,不久即身亡,李溶深为懊悔。” [6]

    无论哪个民族的学生,步入两等学堂第一天,首先要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叩头烧香,然后向老师行大礼,再注册。高等一年级学生都能通篇背诵孟子、论语。每十天休息一日,没有寒暑假。每年八月二十六日孔丘诞辰,全校师生列队赴孔庙祭祀。程序是校长为主祭官,将军是陪祭官。祭案上摆满全猪全羊和干鲜祭品。朗读祭文后,端立于大殿两侧的学生唱赞歌曰:‘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祭参,日月同辉……’。礼成后,回校摆筵席一天。老师饮酒赋诗,学生亦作诗词助兴,盛况空前。” [7]可称孔子节,形式即内容。

    现代人为什么要崇拜祭祀2000多年前的古人?因为重孔子,就是重教育。“全社会对校长老师都很尊重,从学校成立始,每年开学校长都应邀赴将军府。将军开中门迎接,鸣炮三响,造势于尊师重道之风,亦可示将军仕懦风范。”由此可见李溶当年在惠远的社会地位。“其俗相传凡四十年于1930年终止。” [8]终止容易,恢复难矣!孔子被批判,老师的地位亦一落千丈。

    大革命关头的说客

    1911年的中国如一个滚动的火药桶,从南到北爆声不断。广州爆发了“3·29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东南18省随即响应。辛亥革命的风暴传到了新疆。

    12月28日(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迪化爆发起义并被镇压。十日后(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伊犁起义爆发 ,伊犁将军志锐被俘,被革命党人枪杀于惠远城鼓楼前。新疆巡抚袁大化派兵围剿伊犁起义军,伊犁起义军与新疆省军在乌苏展开厮杀,伊犁新军反败为胜,剑锋直指迪化。

    此时,中立人物李溶浮出水面,作为新伊大都督府代表前往迪化与杨增新谈判。一则史料称:“民国初期,伊犁杨缵绪、冯特民等响应辛亥革命,李溶表示拥护,并专程赴迪化鼓动杨增新响应辛亥革命,遭杨拒绝。” [9]

    另一则史料如是说“杨增新闻原伊犁府训导兼两等学堂堂长李溶来见,耐心听取了李对伊犁情况的介绍和对新疆政局的看法。李溶力主对伊犁和其他地方的起义和动乱以和平方法解决,免使同胞兄弟互相残杀;对沙俄的入侵和煽惑外蒙由要求自治进而独立,则力主坚决反击。” [10]

    两则史料至少告诉我们如下信息:其一,李溶是拥护辛亥革命的,他与发动伊犁起义杨缵绪、冯特民是同盟者;其二,李溶前往迪化见到了杨增新,拒绝向革命党人投降的主张,认同以国家安全为念提出休战议和的建议。

    对新伊之间纷争,杨增新的立场历来是主和不主战,况且北京政府亦是主和立场,南北纷争亦以和谈妥协收场。新伊之间和谈,需要一个穿针引线之人,李溶恰恰承担了这一角色。

    至于李溶为什么同情革命,拥护共和?需要细细探讨一番。李溶在青少年时期正遇“中国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1840年“鸦片战争”带来的耻辱,1895年甲午海战失利,割让台湾,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割地赔款,西方列强强加给清廷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中国士子阶层的觉醒,洋务运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立宪运动,推行新政,一步步将清廷推向大变革的前沿。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时,李溶14岁;甲午海战失利时,李溶25岁;惠远两等学堂创立于1897年,李溶27岁出任校长;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李溶30岁。斯时的中国,海疆与陆疆两面受敌,大片国土丢失,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机,亟需一代青年学子担当,李溶不会无动于衷。况且李溶有在甘肃秋古书院读书的经历,兰州靠近革命中心,信息不像新疆那般闭塞,新思想传播更快。

    1907年,湖北新军42标调戍伊犁,革命党人一路广招志同道合者,邓宝珊、李啸风等都随军进疆。这是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军人,从军前与李溶有着同样科举取士的经历,他们是李溶的同类。他们抵达惠远城时,惠远两等学堂已开办10年,按六年学制计算,高小学生至少已毕业四届。组建伊犁新式陆军,录用年轻士兵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文化。而伊犁除惠远两等学堂外,分店有限,由此两等学堂的学生就成了新式陆军招募的主要对象。由此,两等学堂客观上成了培养革命者的摇篮。时年37岁的校长李溶,正值风华正茂,加之他热情浪漫,又与新军军官们年龄相当,同怀报国之志,最有可能与伊犁革命党人志同道合,建立非同一般的关系。

    在伊犁起义爆发后,李溶甘愿作为伊犁革命者的说客,鲜明地表明了他当时的政治倾向。然而,常识告诉我们,做两军对垒的说客,一是要冒风险的,二是要具资格,尤其是做一言九鼎之人的说客更是如此。李溶的资格如何呢?

    先看李溶的年龄资格。“李溶(1870~1941)男,汉族,号镜泉,巴里坤县城镇人。” [11]1911年,杨缵绪38岁,冯特民29岁,杨增新47岁,李溶41岁,刚好处于年轻与长者之间,资格足具。

    次看李溶的阶层资历。“幼年读私塾,后就读于巴里坤县松峰书院和甘肃秋古书院。清光绪十四年(1888),赴甘肃兰州乡试,中优贡生。”杨增新进士出身,杨缵绪、冯特民留学日本,李溶是秀才中的佼佼者,均属知识阶层。

    三看李溶的社会地位。“返新疆后任伊犁、惠远两等学堂堂长。”堂长即校长,可算社会名流,台面人物。惠远乃伊犁将军府驻地,伊犁将军之品级高于甘肃新疆巡抚,惠远两等学堂为伊犁将军督办,无形中抬高了李溶的身价。

    做说客的另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关系,若自己不是官场中人,起码是与高官来往密切的社会名流。惠远两等学堂说白了即贵族学校,伊犁九城的达官贵人子弟才有资格入校。再说,尊师重教是中国的传统,伊犁将军尚给校长放礼炮、做主祭、走中门的礼遇,社会各界对李溶的尊崇自不待言。

    李溶本身也具有做说客的才能,“李溶工书法,善诗文。” “他曾对永星所书裕陵圣德神功碑帖十分喜爱,并希望自己能在书法方面有所成就。永星别号镜泉,故李溶也为自己起号镜泉。”志锐不仅十分满意李溶的文章,“又赞李溶书法有铁笔银钩,横扫千军的气概。” [12]

    一笔好字,一手华文,自然也是官场交往惺惺相惜的媒介。“时伊犁将军志锐,善诗文,工书法,常嫌僚属拟办上报奏折不合心意,有一次请堂长李溶拟办。志锐阅后,深慕其才,从此两人来往甚笃。” [14] 受伊犁将军志锐亲睐,圈内之人便会高看李溶一眼,杨增新亦不例外。

    李溶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同情革命党人,但又不是激进的革命党。志锐死在革命党人的枪口之下,李溶对此的看法一直隐忍不发。“志锐曾为李溶书了一个长条字幅,李溶视为珍宝,临终时,犹告其子含芬说:‘家中一切,由你安排,惟这条字幅,应善为留念。’” [15]李溶是深谙中庸和韬晦之道的。

    李溶与杨增新

    如上所述,李溶与杨增新的关系可能发端于李溶充当新伊谈判牵线人时期。也许杨增新见李溶资历、谈吐、见识不凡,人才难得,“当即请李溶入幕都署为科员。都署科员,是杨氏储备、观察、考核和使用人才的转运站。杨氏随即利用北梁原书院旧址,请李溶筹办师资训练班,作为日后开办师范学校的骨干。经李溶一番努力后,师范教育基础从此开始奠定。” [16]

    李溶后来渐获杨增新的信任,官职节节攀升。民国4年(1915),李溶任沙雅县知事。民国5年(1916),调任吐鲁番县知事,开办吐鲁番毛纺厂任经理,并被选为驻京议员。民国8年(1919),任新疆省参议长。民国6~17年(1917~1928),任省政府委员。

    沙雅在阿克苏,在南疆任知事算一肥缺。吐鲁番距迪化不到200公里,乃富庶之地。驻京议员,亦是当政者的联络员、情报员,非心腹不能胜任。新疆省参议长,在新疆更是有名无实,是个招牌,但此时李溶已有招牌的作用了。

    “民国2年,第一届国会组织成立,杨增新为了和关内互通声息,表达新疆意见,选派李溶等10人为参议院的新疆议员。其中李溶,杨氏认为是最能体会自己意图的人,让他去北京代表新疆民意和立法最为合适。国会议员是个待遇优厚的闲差,岁俸5000元(约合黄金百两),相当于一个县知事包括公费在内的年俸,一般人是谋不到这个差事的。李溶与民国2年春抵达北京。作为参议院议员,李溶在北京结识了许多政界名流,如张继、王正廷、林森、居正等。民国3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两院议员职务,一律资遣回籍。李溶也因此回到新疆。”

    “1916年7月30日,李溶在沙雅县任满卸任。时袁世凯已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国会恢复。第一届国会成立时的新疆议员原班人马再度去北京任职。” [17]好景不长,由于军人干政,“黎元洪不得不于1917年6月12日下令再度解散国会。”这是李溶二次进京。

    在新疆省议长安允昇病故后,由副议长饶孜阿古(维吾尔族)暂代议长职务后,杨增新调派李溶为议长。李溶是会投桃报李的。在担任议长职务时,他大造舆论,讨好杨增新,且颇有技巧。他认为:国内军阀混乱,民不聊生,独有新疆人民,过着太平生活。他假借镇边楼上的对联,“边庭有桃源胜境”,把新疆便说成是“世外桃园”,并建议将鉴湖再向南发展,改修为“杨公园”,按照北京太和殿的形式,修建丹凤朝阳阁,并在阁楼前,修建杨增新铜像台。利用继孚去内地购办新疆阜民纺织公司机器之便,铸造杨增新铜像一具。在1924年动工建园,由李溶负总责。在工程全部告峻后,铜像台的周围挂起了刻有省议会和假借各族人民名义,为杨增新歌功颂德的石碑。又在靠近现黄河路部分修了头门,头门上李溶原想刻制“杨公园”三字,杨未同意,改为“同乐公园”四字,由李溶亲笔题写。 [18]公园是民国后带来的新气象,“杨公园”则夹杂着私家陵园的因素,杨增新不允李溶搞个人崇拜过媚,反弄巧成拙,而“同乐”可取悦民心,免遭人诘。不过,与民同乐之中,已有了民主共和的因素了。

    “1924年,在同乐公园竣工后,李溶又以新疆省议会议长的身份列席北京参议院会议第三次入京。在此时期,还有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争取国人支持新疆反对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依靠其军事力量将新疆划入其势力范围,当时李溶次子含荃也正任众议院议员驻京。1925年7月30日,段祺瑞临时政府任命李溶为参议院参政。” [19]

    1928年7月7日,军务厅长樊耀南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设下陷阱,杨增新携带新疆政要出席并午宴,李溶时任迪化道尹、省参议会议长,与杨增新同席用餐。霎时枪声响起,杨增新身中7弹而亡,同席者杜守荣旅长被毙,建设厅长阎毓善中弹受伤,惟李溶命大,虽受惊吓,却毫发无损。

    杨增新死后,李溶对杨的崇拜依然五体投地。1932年,也就是杨增新死后第四年,对新到任新疆省政府顾问吴蔼宸,仍津津乐道谈杨增新。“李镜泉行政长招宴,席间谈及杨督军处理古城子兵变,用调虎离山计,不数日即解决。又中亚细亚白俄总司令阿连阔夫退入新省时,大局岌岌可危,杨卒将其军队拆散分遣内地,计诱阿来省,交县看守,故派一副官有烟瘾者为伴,阿方盛年,被拘抑郁无聊,遂亦染阿芙蓉癖。厥后送至陇省,由某当道交与苏联云。又去年哈密之乱,蒙古王多盟长响应,启视子弹箱而所装子弹不合其枪之用,始知为杨督军所贻,遂致伏法。盖杨逆知多盟长必变,而予以不适用之子弹也。” [20]

    李溶乃性情中人,他毫不掩饰对杨增新的个人崇拜,忠心可鉴。

    李溶与盛世才

    1933年是新疆多事之年。先有马仲英祸疆,陶明樾等发动“4·12政变”,驱走金树仁;再有南京政府派陆军参谋次长黄慕松宣抚新疆,继而发生“6·22二次政变”,盛世才攫取新疆军政大权。随后,盛世才在先后废掉前朝元老刘文龙、朱瑞樨两位省主席后,选定李溶出任新疆省主席。

    1934年3月28日,由新疆省边防督办盛世才签发的李溶任新疆省主席的电文中称:“……以委员兼迪化区行政长李溶,现年六十五岁,新疆镇西人,历充参议院议员,新疆省议会议长及迪化道尹,德高素著,舆论攸归,遂公推为代理省主席,已于本日先行就职……”。 [21]

    李溶在新疆“德高素著,舆论攸归”,恐怕并非浪词虚言。盛世才利用李溶积累的声望治理新疆亦是事实。盛世才签发李溶出任新疆省主席的电报刚发,新疆第一次民众代表大会旋即召开。1934年4月大会开幕,新疆各阶层、各地区、各派别有影响力的实力人物几乎到会。盛世才亦善于利用奖罚手段笼络人心。

    “大会还给有功的官员和人民颁发了金质奖章。受奖的有盛世才、李溶……,我也是受奖者之一。这个名单是经过盛世才与他的亲信多次研究后才确定的。当时盛的目的是以此来笼络这些人,并给他领导下的人树立榜样。”[22] 对于新疆的政坛而言,这是一份划时代的政治家群体大名单,它的独到之处和历史意义就在于新疆本土政治家的出现与成长。在这些本土政治家中,既有李溶、赵得寿这样的本土汉族政治家,更多的是像和加尼牙孜、满楚克扎布、沙里福汗、马绍武、麻木提、别克迭耶夫、土尔逊巴巴、胡赛音等代表新疆各民族的政治家。这是新疆告别帝制走向共和后出现的政治新气象,是孙中山三民主义路线在新疆的实践。“吸收少数民族参加政府工作更是辛亥革命以后所未有的。” [23]新疆本土政治家,是新疆走向地方民族自治的人才基础。

    为什么这么多新疆本土政治家愿意参与新疆省政府的工作,或者说愿意拥护盛世才、李溶的领袖地位?且看本次会议拉的大旗是什么。

    在民族方面:“在大会期间,盛世才用大会名义向南京政府及内地各省当局与各大报拍出一则辟谣通电。电文相当长,以新疆的实际情况与政府措施,说明新疆没有脱离中国,而且是在中央的政策指导下,巩固并建设地方,它的中心政策是保障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 [24]会议始终强调各民族平定,决定成立“新疆民众联合会”,这个会的任务是处理民族与民族间的问题。会议进行了民族识别,通过法律形式修正了民族称谓中带歧视性的含义,规范了民族称谓。

    在民权方面:在《新疆第二次民众全体代表大会告新疆各族民众书》中还“强调了保护私人财产和封建上层利益:新疆的建设计划是建筑在各民族一律平等、信教自由以及保障各王公、各掌教权利的基础上,是建筑在保护人民私有财产、自由贸易及奖励个人投资、开发本省农工商业等等甚础上。……新政府不断提用各族优秀分子,凡是有才能的人,都取得了政府的信赖,委任他们为行政长、警备司令、厅长、县长及其他官吏。”

    “此外,少数民族的学校、少数民族文字的报纸相继在各地出现,各地学校除小学外,一律是官费(包括伙食费、书费),政府还资送各民族青年到苏联中亚留学。这些现象使人们把盛政府当成了开明政府。” [25]

    在民生方面,盛世才在其政治报告经济部分中提出:“1.恢复并改善农牧业生产;2.发展地方工业,满足居民需要;3.发展商业,保护商人的财产、利益,借以鼓励他们协助发展工业;4.只有努力发展交通和通讯事业,才能够实现农、商、工业的发展;5.整理财政,铲除贪污。”

    在这部分报告里,极力动员商人拿出资金,参加新疆的建设。政府将保证商人的财产和应享有的权利。关于整理财政和铲除贪污方面,报告里说,“新政府已经设立了财政监察委员会,将积极监督财政收支,严惩一切贪污分子,同时精简机构和人员、减裁军队,以减轻人民负担。最后,报告里提到,新政府决定自苏联贷入五百万金卢布,用以改善财政和经济状况。” [26]

    当然,军人出生、在日本受军国主义教育并在军阀环境中成长的盛世才,并没有忘记枪杆子在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中的作用,他借助阅兵式耀武扬威,大打心理战:“在大会期间举行了一次阅兵式,盛政府把它的主要武力都摆了出来。以教导团、卫队团为首的部队参加了分列式,配有装甲汽车、山炮、野炮;飞机也出现在省城上空,撒掷了印在彩色纸上的宣传文告和标语。盛世才陪同代表们在主席台上检阅后,又骑马绕场一周。苏联外宾和顾问、专家也参加了检阅。” [27]

    有人说盛世才是假革命,李溶与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却有着真关系。有回忆毛泽民的文章记述了毛泽民与李溶的关系。“新疆财政厅和省政府在一个院里,毛泽民常和李溶谈天,交流在杨增新和金树仁时期人民生活的见闻及看法。李溶对此是知无不言,言必详尽。”毛泽民认为李溶在当时一般高级官吏中还是较好的,常称赞李主席诚恳正直。他认为有人称李溶为‘李草包’,是不切合实际的。由此看来,李溶被视作“草包”非身后之事。对于共产党人,李溶亦有自己的定见:认为办理新疆财政,前有胡寿康,现有毛泽民,而在经验和一切措施上,有远见,敢负责,毛是优于胡的。所以李溶告诉省政府秘书长刘效藜,对毛泽民有关财政上的一切办法和措施,应大力支持,并说:“我们新疆有毛泽民这样的人掌理财政,是新疆人民的幸福。” [28]在大是大非面前,李溶心如明镜。

    1937年初,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来到新疆。当时因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国民精神颓丧,作为新闻记者的他似乎从遥远的新疆看到了中国浴火重生的希望,他激情满怀地写下影响深远的新疆通讯。写通讯离不开人物与事件,杜重远歌颂对象主要是盛世才,但李溶毕竟是省主席,在通讯中,至少有四五处提到李溶。

    “我们大家往访李主席,李虽70老翁,但精神不减于少年,每日有八段锦的功夫,据云在全省的运动大会上,曾出场表演,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省政府的李主席,就是新省第一个清廉的官吏。……于贪腐的环境之中,而能保持清廉的风格,尤属难能可贵。” [29]

    杜重远是当时南京政府参政会议员,是社会知名记者,他使用语言可能因职业习惯有些夸张,但他观察事务的角度和判断是非的能力是靠得住的。

    在该书关于李溶的注释中,称李溶是“盛世才的傀儡”,应该说这不是杜重远的判断,而是后人的判断。就历史角色而言,“傀儡”亦有其好处。好事有份,坏事无干。盛世才爱国,抗日,支援延安,提倡民族平等,发展教育和经济,这些好事李溶有份。至于盛世才后来干得那些坏事,历史没有记在他这个所谓“傀儡”主席的头上。

    盖棺轶事

    人生无常,生死大事,无人能掌控。“民国29年(1940)3月2l日,李溶病逝在任内。盛世才为其组织治丧委员会隆重治丧。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领导人从延安发来唁电,苏联领事馆送了花圈,蒋介石及民国政府各院长均发来了唁电,民国政府发来治丧费5000元。” [30]

    当时,成立了以毛泽民为主任委员的追悼会。李溶灵堂前,有毛泽东和朱德的挽联,有盛世才的挽联,此外还有各厅局、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各界的挽联。各单位按规定日期集体参加吊唁,当时驻迪化的苏联领事也前来吊唁。过去杨增新的追悼会,在上帝庙开了将近40天,所以李溶家属要求按照追悼杨增新的先例,也举办文公礼,时间至少也不要少于三七二十一天。虽然,毛泽民和李溶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交情都很好,但他还是再三说服李溶家属,追悼会只开了七天。

    新疆民国时期,死于任上的封疆大吏只有杨增新、李溶二人。与杨增新的追悼会相比,李溶的追悼会至少多了两项内容,一是国民政府总统、行政院长发来唁电,二是共产党主席、总司令撰写了挽联,国共两党同悼一人,至少在这一点上李溶的风头盖过了杨增新。

    盛世才特为李溶送了一个挽幛,上书“一代完人”。有人这样解读“一代完人”:“誉傀儡为‘完人’,评价何其高也!但也有人以为‘完人’一词可作下解,在盛世才的统治下,与死者同一时期的许多显要,身系囹圄,多被拷打得体无完肤;而李溶的混混沌沌,却能保持晚年身家安全,毫毛未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个‘完人’,倒也算切合实际。” [31]这只是一种外议。

    李溶在许多方面与盛世才密切合作,而盛世才对李溶表面上亦表示敬重、依靠。即使如此,伴君如伴虎,李溶的警惕性一刻也不放松。他不贪污,不授人以柄;不争权夺利,凡行政长、县长等官员的任免,均推给盛世才决定,以免盛世才的多疑;不贪功,一切都归功于盛督办领导英明。政治上的完人总是跟在强人后面的那个人,强人之功他分一半,强人之过他不担责。当下委曲,身后才可能求全。全者完也。

    忍辱负重是李溶与盛世才相处的基本功。“李溶终日锻炼身体,研究健身术,并选定青年时期就学习过的八段锦中的武八段日加练习……他宣传这种健身的武八段,有人说他疯疯癫癫,也有人说他别具苦心。” [32]

    李溶在家时偶尔流露真情。“他在家中常流着泪对家人说:‘难道我不知如何当官为政?但是为了保全我这把老骨头和你们吃饭的家伙,也不得不如此了。’” [33]

    李溶之死,要么盛世才真得悲伤,要么他要借此作秀,欺上瞒下,哗众取宠。不过,自李溶死后,盛世才军政独揽,继任了新疆省主席一职,再没有交给任何人。

    李溶死得从容,有充分的时间自行安排后事。然而,文化的作用总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姿态,地域的根脉,乡土的情怀,左右着个人的生活,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察觉不察觉,开始发挥风向标的作用。镇西文化之厚脉,为李溶涂上的底色胎记,时风势雨亦改变不了。

    “李的坟墓,是他生前特请‘风水师’选定的,在仓房沟地区(即现在七三三五部队地区以内)。在修建坟墓时,他经常带上儿子含芬前往查看……一九六六年五月,七三三五部队使用地皮,所以迁到福寿山另一个山沟内。在起坟时,展览馆派人前往,将方桌上陈设物品和墓志铭等全部拿去,作为历史文物保存。” [34]

    李溶在世时,为人小心翼翼,处事如履薄冰,白天忍辱负重,天黑夜夜惊心。家人看他活得太累,没有主席的派头,他却说,这样做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呐。如此低调做人、勤于做事,才换来一代完人的美名。

    回顾李溶的一生,从一定意义上说,辛亥革命造就了李溶。辛亥革命的意义,不在于它短时间建设了什么,而在于它对旧制度的彻底打破,以及对新制度的开创奠基。辛亥革命的爆发,改变了李溶的命运,使他从校长、县长、迪化行政长,一步步走向新疆省主席的人生大舞台。

    反观100多年来清朝伊犁将军的擢拔,甘肃新疆巡抚的委派,以及民国新疆省主席的任命,无论哪个民族出任,其祖籍和成长地均在内地,其中惟有李溶是地地道道的新疆人。李溶在新疆政治舞台上的出现,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地方自治是大势所趋,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二是新疆土著政治家已在风暴中渐渐成熟,开始登上新疆的政治舞台,并成为常态。

    注释:

    [1]《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志》新疆大学出版社第587页

    [2][3]《哈密地区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10第1400页

    [4]罗绍文《西域钩玄·李溶传略》兰州大学出版社第501页

    [5]《霍城文史资料》第一辑,阿里侃·定升文“记新疆第一所官办学校——惠远两等学堂”

    [6]《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四辑李溶事略新疆青年出版社1982.11第70页

    [7][8]《霍城文史资料》第一辑,阿里侃·定升文“记新疆第一所官办学校——惠远两等学堂”

    [9]《新疆辛亥革命史料选编-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9,第140~141页

    [10]罗绍文《西域钩玄·李溶传略》兰州大学出版社第501页

    [11]《哈密地区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10第1400页

    [12][13][14][16][17][19]罗绍文《西域钩玄·李溶传略》兰州大学出版社第502~504页

    [15]《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四辑李溶事略新疆青年出版社1982.11第70~75页

    [18]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5月,第807页

    [20]吴蔼宸《边城蒙难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5第27页

    [21]《新编新疆文史资料》第7辑新疆文史委青年出版社,200页

    [22][23][24][25][26][27]包尔汗《新疆五十年》民族出版社1984. 第237~245页

    [28]刘效黎著《边政十年之剖视》

    [29]杜颖,杜毅编著《杜重远文集》文汇出版社1990.9,记载李溶资料页码:第302页1938年11月30日,原载《全民抗战》五日刊第39号;第308页1930年12月10日原载《全民抗战》五日刊第41号;第352页1939年3月20日原载《全民抗战》五日刊第60号。

    [30] 《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四辑新疆青年出版社1982.11第70~75页

    [31]《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11辑王子钝收藏《西陬楹联选辑》第172~175页

    [32]罗绍文《西域钩玄·李溶传略》兰州大学出版社第503页

    [33]蔡锦松著《盛世才外传》党史文献出版社第145页

    [34]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5月,第2012~2014页

    作者:新疆政协文史专员,新疆财经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客座教授,广东省客属海外联谊会文化发展中心顾问 崔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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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新疆文史》杂志 责编: 张琴 收藏此页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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